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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丰景正好丨田埂上的实验室 一群“自找苦吃”的年轻人

大河网-河南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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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花生科技小院,学生们在田间完成取土后,收获感满满。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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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元东(左一)指导农户开展施肥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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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雪铃在测定小麦叶片的SPAD值。

本报科教卫全媒体中心 出品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师喆

202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,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,肯定同学们“自找苦吃”的精气神,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。

在河南,就有这样一群“自找苦吃”的年轻人。他们一年在村里驻扎超过200天,测土配方、水肥管理、病害防控,一项一项教给老乡。数据不再是论文里的表格,而是地头的一袋肥、一壶药、一次及时的提醒。

从2012年全省第一个科技小院建成至今,河南已有30个国家级科技小院、126个省级小院,覆盖2100余个村庄,培训人数超500万人次,技术辐射超5000万亩,成为农民心中的“致富小院”“实干小院”。河南探索出的“校地协同、站院联建”模式,将高校科研力量与基层农技推广网络从简单的“物理联通”推向深度融合的“化学反应”,为科技进村入户开通了“直通车”。

科技小院的意义,不只在于多打了几百斤粮,它让“凭经验种地”变成“靠数据说话”,让实验室里的研究回应土地上的真问题,也让一批年轻人在泥土里读懂了中国农村。

新乡花生科技小院:村里来了个会种地的博士

9月17日,延津县胙城乡东辛庄村,62岁的李道庆蹲在自家花生地里,拔起一株苗,翻看根部。不少花生壳上有一层暗褐色的斑,有几颗已经发黑腐烂。他皱起眉头,去找科技小院的“胡博士”。

河南农业大学博士生、河南科技小院研究生团队负责人胡家钰刚从试验田里取样回来。他接过李道庆手里的花生苗,一眼便有了答案。“果腐病,主要跟土壤湿度有关,是不是水浇多了?”

如今的花生,大多进入饱果期。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,果子能不能饱满、烂不烂,就看这二十来天。胡家钰带着师弟师妹们天天泡在地里,测叶绿素、查病害、看墒情。农户们有困难也总往小院跑。

李道庆来得最勤。今年8月底,他发现花生叶片发黄、有褐色斑点,正犹豫打什么药,胡家钰蹲在地头看了一会儿,说是高温高湿引发的褐斑病,建议他该打什么药、什么时候打。李道庆半信半疑试了试,几天后情况就控制住了。从那以后,他遇到不明白的就来问这几个“会种地的娃娃”。

今年6月,小院刚从新乡县搬来的时候,可不是这样。东辛庄村的老乡们看见几个穿红色短袖的年轻人在村里转,以为是推销肥料的。胡家钰和师弟师妹们也不解释,天天往试验田里钻。绿油油的花生田里插着几十块牌子,标着“通用平衡肥”“尿氯基”等字样。他们用土钻取土样、用SPAD仪测叶绿素、用卷尺量株高,一株一株记数据,日复一日。

渐渐地,像李道庆一样来找“胡博士”咨询的人多了。有人拿地里拔出来的花生苗来问为啥根烂了,有人问果腐病咋治,还有人问他土壤取样测出来的磷含量偏高,施用磷肥到底要不要减。胡家钰一一回答,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老乡听。

这一问一答,就是科技小院存在的意义。河南是花生种植大省,延津又是黄河故道的沙土地,花生种了几十年,老乡们对这片地熟得不能再熟。但熟不等于懂。胡家钰说,老乡们种地靠经验,“氮磷钾都上,平衡肥一撒,觉得上了肥就能高产”;实际上,沙土保肥能力差,磷肥利用率低,底肥上多了反而浪费,应该利用好当地的喷灌设施,在花生生育期内进行多次施肥。

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数据,要变成老乡能听懂的话、能上手的操作,中间总隔着“最后一公里”。科技小院把这“最后一公里”打通了。

“以前俺都是靠经验揣摩,现在是靠数据说话。”有老乡拔起一株科技小院管理的花生,壳白果饱,又拔起旁边传统管理的一株,壳发暗、果粒少。“站在地头一看,哪边是小院的、哪边是老百姓的,一眼就分出来了。”

夜晚,东辛庄村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。胡家钰翻开记录本,写下今天取样的一组组数据。

花生还没到收获期,但答案已经在土里了。

杞县大蒜科技小院:老蒜区有了新解法

9月下旬,杞县的大蒜即将迎来播种的时刻,眼下正是最忙的筹备期。崔元东刚从杞县大蒜科技小院回来,这趟去看了下一季的实验地块,准备肥料、种子和拌种剂。博士三年级,正是学业最繁重的时候,他一年仍坚持往小院跑一两百天。

从2020年开始,崔元东在杞县科技小院已经待了6年多。作为全国大蒜重要产地之一,杞县大蒜种植面积长期稳定在70万亩,素有“中国大蒜之乡”的美誉。

但老蒜区有个绕不开的难题:重茬。种得越久,化肥投入一年比一年高,产量品质却越来越差,病害也越来越多。

如何破解?他们先摸家底。全县400多个点取土,发现土壤不缺氮磷钾,缺的是锰、氯这些中微量元素。又做长期定位试验,从种到收取10次土样,摸清大蒜生育期的养分需求规律。摸清规律后,崔元东和小院的成员们一起调整配方,做大蒜专用肥。“现在杞县蒜农基本不用平衡肥了,肥料用量减少三成的同时,产量增加8%到10%。”他说。

推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有一年,一个农户找过来,说自家大蒜病害严重,马尾蒜、二次生长、不长蒜头,怀疑是用了科技小院的肥料所致。崔元东和团队去地里查看,又问了旁边种得好的农户,最终分析出原因:蒜种是自留的,种晚了,地膜没盖好被风刮了,冬天受了冻,过完年浇水又太早。“一连串管理上的问题,跟肥料没关系。”第二年,那个农户继续用他们的产品,这次管理跟上了,效果很好。

这样的推广,靠的不是一两次示范。几年间,崔元东累计参与技术培训42次,组织观摩会16场,发放技术手册3000余册,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40余项,服务农户1500余人次,技术覆盖杞县12个乡镇、100余个村庄。

乡村振兴,落脚点是产业兴旺。崔元东深知,给农户提供碎片化的技术指导远远不够,想要真正赋能地方农业发展,就必须思考产业的全链条升级。

针对杞县大蒜传统种植模式人工劳动强度大、水肥药利用效率偏低的现实困境,崔元东和团队赴山东考察,开展大量投入产出对比分析,对比传统人工种植与全程机械化作业的效益差异,着力推广“全程机械化+水肥一体化”的大蒜轻简化种植模式。机械种植每亩降至100多元,收获费用也降了近一半。

“一个产业要升级,不能光靠一个产品。”崔元东说,团队下一步将向大蒜深加工和品牌建设延伸,推动杞县大蒜从种植端优势向全产业链优势转化。“杞县大蒜品质过硬,但在品牌影响力上还有提升空间。我们希望依托科技小院的技术支撑,助力杞县大蒜打出自己的名气,让好蒜卖出好价钱。”

禹州小麦科技小院:一块试验田,十四年接力

9月16日,河南农业大学实验室里,小麦季取回来的几百份土样堆在角落,博士生胡雪铃正埋头检测。禹州科技小院那边,读硕士研一的师弟刚从康城村回来,玉米前期取样已经完成,就等中秋过后玉米成熟了再取最后一次。

2021年6月,刚刚本科毕业的胡雪铃一时好奇,跟着师姐到了禹州,她原本只是想去看看科技小院到底什么样。农村出身的她对种地不算陌生,但跟着师姐下田帮农户解决实际问题后,她心里多了种说不出的踏实感。那年,她考取了硕士研究生,从此便成禹州科技小院的“常驻民”。

这里是河南第一个科技小院,2012年建成,到胡雪铃已经是第八任院长。刚接手院长那阵子,她有过一段迷茫期。其他小院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,大蒜小院研发了大蒜专用肥,花生小院推出了花生专用肥。禹州这边主打的是小麦玉米,对于大田作物,前辈们几乎把能做的都做了。“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。”

她跟老师商量过换方向,没走通。后来她想明白了一件事:禹州小院有一样东西是别的小院没有的,14年的积累。那些长期定位试验田、十几年积累的土壤数据,本身就是财富。

2021年7月,是她驻扎小院后经历的最大考验。当时小院就4个人,师姐去新乡测小麦品质数据,留下她带着两个本科生。临走前,师姐跟她说:“小院就交给你了。”

暴雨突如其来,连下几天,取回来的几百份样品堆在屋里,来不及烘干,院子里根本放不下。她一趟趟把样品往旁边废弃小学的二楼搬,全部摊开晾着。那些样品,是老师和师兄师姐几年实验攒下来的数据。她心里清楚,如果坏了,这一季的实验就白做了。

那几天她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。躺下就忍不住想:明天先干哪个活,什么时候去地里取样,取回来怎么处理。翻来覆去,天就亮了。她带着两个本科生一边抢收地里的样品,一边守着二楼摊开的那几百份,一有太阳就搬出去,一下雨就赶紧收,终于保住了大部分的样品。

隔壁村有个种花生的农户,2023年夏天急匆匆跑到小院,说地里花生叶子全黄了,打了药也不见好。胡雪铃和师弟师妹跟着下地,一垄一垄看,问了一圈——上一季种的什么,底肥上了多少,打了几次药。问到打药频率,才找出问题所在:农户为了高产,一个月打了三四次增产药,把花生打坏了。胡雪铃在老师指导下给出解决办法,临走时农户对她说:“早听说康城村有个科技小院,还是得让你们看过才安心。”

这句话胡雪铃记了很久。她说,这是前面师兄师姐攒下的信任,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

如今她已经卸任院长,对接过接力棒的师弟师妹,她的叮嘱朴素而真挚:“认真对待每一名农户,认真解决农户提出的问题。”

专家观点

河南科技小院为什么能

□河南农业大学教授 叶优良 

2012年9月,我在禹州市顺店镇康城村建立河南第一个科技小院时,租的是农户不用的房子,两间宿舍,男生一间,女生一间,睡的是大通铺。条件差,工作开展更难。村干部觉得我们是来作秀的,老百姓觉得我们是来推销种子化肥的。为了打消疑虑,我们挨家走访、调研,开展测土配方施肥,办科技赶集、田间出诊,组织高产竞赛、节日晚会。农户的问题解决了,产量上去了,科技小院才逐步被接受。

14年过去了,河南已有30个国家级科技小院,126个省级小院,覆盖2100余个村庄。202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,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,肯定同学们“自找苦吃”的精气神。2024年、2025年,科技小院连续两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。

科技小院为什么能?因为它针对农业科研与生产需求脱节、科技推广与农民需求脱节、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这三个老问题,蹚出了一条新路。这条路,可以概括为“四个下乡”。

课堂下乡,把育人放在田间。学生在小院过生活关、农活关、科研关,以农民、技术员、村干部等多重身份开展实践锻炼。我们建立了“六个一”行动准则和“12345”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,让学生在生产一线完成毕业论文。14年来,累计培养68名研究生、495名本科生在小院完成学位论文,阶段性入住学生超2000人。

技术下乡,把服务送到地头。学生常住,老师常去,一年200多天在生产一线。农户啥时候来,小院都有人。学生不一定都会,但小院后面连着专家团队。这种“零距离”服务,打破了农技推广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瓶颈。团队专家累计培训超500万人次,培养先锋学员500多名,指导种植大户1000多个,培训企业业务员和经销商8万余人次。

课题下乡,把论文写进泥土。农户的生产难题,就是我们的科研课题。14年来,小院师生主持国家课题30余项,校企合作课题20多项,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,编制28项技术规程,服务涵盖种植、养殖、肥料生产三大领域和小麦、玉米、花生等15种作物。研究成果能够快速推广应用,靠的不是论文,是老百姓亲眼看到的效果。

文化下乡,把技术变成共识。我们通过高产竞赛、科技赶集、村BA、丰收节等活动普及政策与技术。这种服务不是居高临下的“指导”,而是平等互利的“合作”,在服务中学习,在学习中服务,实现了政产学研用推一体化发展。

14年,科技小院从“一株幼苗”长成“参天大树”,从1.0发展到3.0。它改变的不仅是农业生产方式,更是一批年轻人对“三农”的认知和感情。把课堂搬到田间,把论文写在大地上,这就是河南科技小院的答案。

(本报全媒体记者 师喆 整理)

【责任编辑:牛尚 】
【内容审核:靳静波 】
【总编辑:黄念念 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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